图为马丁·阿尔布劳著作。供图
针对中国能否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实现和平崛起的问题,阿尔布劳认为,我们不应总是执着于旧式的地缘政治视角,而是更多地关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发展,并且从国际社会的角度共同携手治理,进行对话与沟通,以引导新出现的技术向善,并管控风险。
图为马丁·阿尔布劳 供图对话实录摘编如下:
彭大伟:您认为新冠疫情对全球化的发展会造成怎样的影响?我们能否最终回到我们曾经熟悉的那个“疫情前的世界”?
阿尔布劳:简单地说,我的回答是“不能”。我们无法重回疫情暴发前的那个世界,这是因为我们本来就无法回到过去。疫情让我们看到,全球范围内的科学家们合作研究病毒、开发疫苗、交流信息,这就是一项全球性的进程,展现了全球化所取得的进展——至少在科学技术等领域。当前全球化的推动力来自于一种强大的压力,这种压力指向如何更好地通过技术控制住疾病、气候变化和实现军备控制等等。
彭大伟:我此前采访马丁·雅克先生时,他曾说,要想理解中国抗疫,西方最好去读一读孔子。西方是否应从中国的做法中获得借鉴?
阿尔布劳:在某种程度上,是的。我将儒家伦理视作中国古老的文化传统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两者是密不可分的。另一方面,我认为与儒家相关的若干实践,尤其是强调读古书、通过教育提升社会地位等,至今仍对中国社会具有十分深刻影响的因素。西方不应忘记的一个事实是,中国共产党是建立在中国数千年的传统之上的。尤其是考虑到中国传统中关于一个人应当通过知识和教育提升自身社会地位的部分,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推动教育运动的政党,与纯粹的经济因素相比,它更重视文化价值、伦理因素。
西方理应理解中国传统中的这一关键思想。这意味着,当应对新冠大流行这样的灾难时,国家做的是去唤起社会价值中广泛的共识。中国的执政党从中国传统中汲取了治理智慧。在这一意义上,我赞同马丁·雅克所说,我们永远不应忘记中国社会秩序所具备的历史基础。
我想补充的是,除了历史传统外,中国共产党还从中央层级提供了非常强有力的推动力。基于此,中国的中央政府对社会的管理更加深入,也更有效率,尤其是借助现代技术的帮助后,这方面的管理效率之高(与西方相比)就更加突出。甚至在帝制时代的中国,这样的社会管理都是无法实现的。因此在疫情下,中国的表现和西方就有了巨大的差别。
彭大伟:您认为中国能真正实现和平崛起吗?
阿尔布劳:美国学者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论”,其立论建立在不同文化之间的深层次差异之上。但我并不真正相信这一理论,这是因为我认为不同文化可以共存,而且以一种相对和平的方式共存,并相互交流。不同文化之间或许会出现争端,但这并不意味着文化的差异性导致它们无法共存,共存是可能的。另一方面,至于“修昔底德陷阱”这一概念,与其说关注文化领域的现实,不如说更侧重于战略领域的现实。“修昔底德陷阱”关注的是这样一种事实,即“如果在一个单一世界里,有两方争夺主导权。那么要想避免爆发冲突,对双方而言都将变得十分艰难”。与文明的冲突相比,我认为第二种情景对世界构成更加真实的风险和威胁。
我并不认为我们未来一定会面临“修昔底德陷阱”。只要我们将精力集中在上述全球融合的领域,聚焦我们的共同之处,这就包括全球化的生活方式,一切能够将我们凝聚在一起的文化成果。我认为这将胜过那些持续希望向外扩张、挑动冲突的群体和组织的影响力。
资料图:中欧班列长安号跨里海、黑海班列首发。 西安国际港务区供图我更加担忧的是,由于某些偶然事件所引发的冲突和争端,例如人工智能的崛起,或是新型武器的发展。这是因为它们很容易就会发展到全自动的水平。各国在争夺新型武器的过程中也会卷入争斗。这些都是真实存在的风险,全世界都应该关注到这一风险。换言之,最大的风险不是地缘战略问题,而是新技术带来的后果。
彭大伟:假如真的要迎来“亚洲世纪”,西方已经准备好接受这样一个世纪了吗?西方会乐见亚洲成为世界中心吗?
阿尔布劳:我们所谈论的这个“西方”,其影响力目前看上去覆盖了世界的绝大多数地方,但“西方”绝对是在通向一个更加碎片化的方向。“西方”不会像美国人所希望的那样被视作一个整体。的确,美国总统拜登正在试图构建某种意义上的“民主国家联盟”,而这种做法已经近乎可笑了,因为拜登基本上是在邀请所有“不喜欢中国的国家”加入其中,而并不计较这些国家到底持什么政策、拥有什么政体。
我认为,“统一的西方”这样的概念已经过时了。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的领导力如今在国际机制和国际组织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中国正努力推动这些机制和组织聚焦于全球共同的目标,聚焦于务实的项目、为全世界树立榜样,正如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发展太阳能发电等诸多领域所做的那样。
中国不仅拥有作出重大决策所需的资源和政治体制,更能够迅速地作出决策、且将其付诸实施。这是中国相比世界其它国家所具有的一项比较优势。
资料图:一处光伏基地。孙睿 摄彭大伟:您对中国推进实现共同富裕有何看法?
阿尔布劳:中国过去半个世纪以来的案例十分引人入胜。50年前,中国几乎没有什么能够被称为“福利国家”的要素。而在过去50年间,中国在教育和医疗等方面的公共福利持续得到增长。这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一环。
因此中国是具备实现共同富裕的要素的。中国人口数量众多,且十分勤劳。与此同时,中国的政府明白应该经常地引导富裕群体去帮助那些在经济生活中不够成功的人群。我们需要明白的是,仅通过勤劳是不足以创造财富的,还需要有竞争。在这一方面,中国政府表现出了极大的智慧,将竞争放在一个符合全体人民共同利益的水平上加以管理。
彭大伟:过去十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您对中国这十年的发展有何看法?最重要的进展是什么?
阿尔布劳:过去十年最重要的特点之一是,中国共产党更加广泛地代表了道德、社会和伦理层面的价值,更好地代表了整个中华民族的社会意识(social conscience)。如果中国共产党能够更好地胜任这一角色,且这一角色越来越得到普遍的接受,正如近十年所发生的那样,那么(中国的)未来看上去是十分充满希望的。(完)
编者按:访谈全文收录在阿尔布劳新著《中国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探讨共同的价值与目标》(伦敦:环球世纪出版社,2021年版),并在2022年伦敦国际书展面向全球推介。
流动诊疗车、互联网问诊……各地开辟线上、线下诊疗新方式提升效率****** 随着疫情防控政策不断优化调整,各地各级医疗机构也进一步加大协作力度,不少医院推出了线上诊疗、电话诊疗等服务模式。 基层医疗机构则在线下开设发热诊室、添设发热流动诊疗车,延伸服务功能的同时,提升服务效率。 数据显示,近期互联网关于发热、发烧相关咨询量提升140%左右,新冠相关问题咨询量提升834%,呼吸内科相关咨询量提升266%左右。面对近期新冠病毒疫情形势,北京市启动新冠肺炎线上医生咨询平台,方便市民足不出户即可获得疫情防治相关知识和医学方面的专业指导。用户只需在网上搜索“北京新冠肺炎在线咨询”或“北京新冠咨询”即可进入平台。呼吸科、感染科、老年医学科等多学科专家在线回答患者提出的咨询问题。 国家卫生健康委医政司司长焦雅辉:利用互联网医疗的这种方式,为更多的居家的治疗的这些患者来提供网上的这种咨询和用药的指导,并且在线上开具处方,然后线下提供药品的配送服务。能够减少线下就诊的压力,同时减少人员聚集,也降低在医院里面造成这种交叉感染的风险。 儿童是新冠病毒的易感人群,也是疫情防控中的重点保护对象。在湖南省儿童医院,中医科医生正在为感染了新冠肺炎的患儿进行线上视频问诊,详细了解其症状,过往是否有基础病情况。自12月13日起,医院整合了呼吸内科、普内科、感染科、中医科等科室资源,开通线上新冠问诊通道,至今已为近300人提供新冠诊疗和居家健康咨询服务。当患者症状明显,且描述不清楚时,还可以留言申请视频问诊。 患儿家长周女士:因为孩子小,现在疫情的形势又不敢带去医院,直接线上按他的操作流程,也还蛮简单的,一步一步地往下操作就可以了,也不需要去等待。开好(药)之后我们填地址,会有快递送到家,所以我觉得还是蛮方便的。 目前湖南省妇幼保健院、湖南省人民医院等多家医院均开通了对新冠患儿的线上问诊。 湖南省妇幼保健院中医儿科医师陈莹莹:现在家长其实是处于一个非常焦虑的状态,非常紧张自己的孩子。每一个我们问诊的孩子,我们都会有回访。 通过互联网医院微信公众号,就可以进行相关咨询,这是近日浙大邵逸夫医院新上线的快速咨询,目前已有17位感染科医生入驻。咨询快速通道可以做到即问即答,远程指导患者服药、治疗、开出电子处方等。医生开好药方后,药师根据线上会诊实际情况进行审方,第一时间完成配药订单,通过快递送药上门。目前,浙江大部分三甲医院都开通了“新冠肺炎及发热咨询绿色通道”,增设发热问诊、续方配药等服务。与此同时,各地基层医疗机构也纷纷开设发热门诊,保障患者就医需求。 杭州市民:现在我们家门口能有这个发热诊室,我觉得太方便了,心里有个底了。 安吉市民:现在的话门口就能看(病)了,比较方便了。 深圳11区都已开通24小时医疗服务咨询热线,同时以社区为单位,划分医疗服务网格,有发热等新冠症状的患者,可以先到社康发热诊室首诊,有需要到三甲医院进行治疗的患者,医生会开具转诊证明,患者可以凭证明在医院的“专用转诊通道”加快接诊。市民也可在线上查询社康拥堵状态,方便患者错峰就诊。 深圳福田区卫生健康局局长黄舜艳:最大程度保障辖区居民的各种服务需求,保障这种需求第一时间能够得到响应和满足。 在江苏南京,16辆发热流动诊疗车,直接开进居民小区和企业,为群众提供便捷的诊疗服务。 南京市江宁区淳化街道双岗社区村民王孝年:现在方便了,一发热就到这里来拿(药),便当(方便)得很。(总台央视记者 牟媞媞)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阅读剩余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