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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新洲等：新媒体嵌入社会的现实与挑战******
如今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已经渗透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即时通信、网络视频、短视频、网络支付、网络购物、网络新闻等多元应用场景积聚了相当大的用户规模。新媒体凭借其空前的传播、连接、组织和创新能力，深刻且持续地变革着内容生产和传播方式、社会资源调度和转化方式，对社会生产生活产生了深远影响。
新媒体对社会生活的嵌入与重构
伴随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等技术的发展，当前的新媒体已不仅仅是一种媒介形态，更是一种网络化的媒介环境、泛在的信息场域和多态的存在方式，结合多个场景重新建构着人们的日常生活。新媒体以内容多元化、关系网络化、组织平台化、数据资源化等方式嵌入社会生活，呈现出“工具－媒体－平台－空间－社会”的生态化发展路径。
内容多元化：从“万物皆媒”到“元宇宙”
新媒体降低了内容生产与传播的门槛，用户兼具内容生产者、传播者、消费者等多重身份，从源头上释放了网络内容的多元性。在参与式文化的拓展下，用户可以便利地进行个性化表达。以往依附于组织单位的内容管理方式和文化娱乐方式被打破，人工智能、传感器、可穿戴设备等技术强化并拓展了个体的感知能力和方式。新媒体从“人的延伸”发展为“人的具身”。现实社会被建构成数字化形态，线上与线下的界限进一步弥合。互联网不再只是现实的“镜像”，人们开始追求在泛在化的内容生态中形塑个性化空间。“元宇宙”便在从内容多元向体验多元的发展趋势下成为社会热点。
关系网络化：从“趣缘格局”到“数字生存”
新媒体打破了时空桎梏，用户可以随时依照个人志趣或诉求彼此接近、连接，形成以“趣缘”为核心的社会关系。这种连接既可以是小范围的“面对面建群”，也可以是凝聚多方合力的“协作文档”。连接的建立、维系、终止变得临时且随意，形成大大小小的各类网络社群。网络社群以去中心化特征解构传统社会组织的结构形态、拓展基于社会关系的信息获取方式。随着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的发展，人们的生活、学习和工作进一步向新媒体环境延伸，带来供需关系、合作关系、工作关系、学习关系等的网络化。由此，关系网络化的嵌入方式在网络关系建立的基础上，又增添了现实关系网络化的内涵。
组织平台化：从“超级平台”到“基础设施”
新媒体促进了社会资源的整合和流动，信息化、网络化建设将社会组织内部各部门、外部多主体加以串联，极大促进了资源配置的效率和效益。新媒体平台凭借其既有的技术能力和用户基础，由原来简单意义上的信息内容传播渠道，进阶为信息内容服务主体，深度嵌入经济社会发展与社会关系网络。一方面，新媒体平台利用其以可编程性、普及性、连接性、数据化为基本特征的技术“资产”(如应用程序接口API)，以数据为流通介质，设计出有限开放、自主可控的合作框架，成为相关产业链(如内容、广告、营销)的中心；另一方面，通过战略性地构建起技术平等、话语平等、机会平等的话语体系和组织氛围，平台将广大的内容生产者凝聚起来，配套以由平台主导的规则体系，成为内容生产、审核、分发、变现、评估的中心。平台纷纷构建“生态化”的商业版图，将用户、数据、关系等多种资源纳入其生态体系，持续向外拓展着功能边界和社会连接，以“服务工具”“舆论场域”“生活场景”“营收来源”等多元样态成为“基础设施”式的存在，其公共性愈发凸显。
数据资源化：从“服务要素”到“生产要素”
新媒体揭示了数据的作用和潜力，特别是在平台化趋势下，数据成为重要的生产资料和治理资源。数据的资源化转向首先体现在网络政务服务领域，从政府信息化到电子政务再到数字政府，新媒体技术的快速革新不仅对政府的管理模式和社会治理方式提出了新要求，也通过内容多元化、关系网络化、组织平台化为创新治理与服务方式提供了必要的数据支撑。比如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中，“健康码”将新媒体平台这一关键的网络节点与嵌入在现实场景的物理节点有机结合，以“扫码”的方式实现个人位置和健康信息的数字化、行程轨迹和社会关系的网络化，构建起覆盖全国的防疫网络，对疫情防控、复工复产起到关键作用。伴随数字经济的发展和成熟，数据被正式列为我国五大生产要素之一，与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并列。数据不再仅仅是“依据”“反馈”的来源，而是更加直接地作为基本价值单位参与到市场化配置中，具备“孵化”“创新”“再生产”功能，成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
新媒体嵌入社会带来的问题与挑战
随着新媒体嵌入社会的方面增多、程度加深，新媒体逐渐从经济社会发展的外生变量转变为内生变量，对内容生产逻辑、用户行为逻辑、社会组织逻辑、市场运转逻辑、社会治理逻辑等产生根本性影响。一方面要着眼于新媒体社会嵌入的方式和维度，找到“管好”“用好”新媒体的逻辑与规律；另一方面则要充分体察新媒体发展的生态化取向，相关研究及治理工作要从客体性视角向环境域视角转移。具体而言，在新媒体社会嵌入的趋势下，有以下几个关键问题亟须解决。
多元化带来的内容治理难题
新媒体的发展，特别是平台的兴起，带来内容生产、分发、传播、消费机制的变革，重塑公共舆论、丰富网络文化的同时，也带来了网络内容治理难题。
在公共舆论方面，公共事件所触发的社会舆论从酝酿、萌芽、爆发至平息的全过程，不再由传统的大众媒体单向垄断信息资源，取而代之的是网状结构下多元化、社会化的内容生产。开放的平台环境降低了参与门槛，只要遵从平台的内容规则，用户就可以获取平台提供的即时性信息交互服务，参与到包含公共信息在内的内容生产、传播、交流和互动中。民众发表意见、参与公共事务以及建立社会网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同时也带来由于表达主体扩充导致的信息质量良莠不齐、信息溯源难度大等问题。
在网络文化方面，新媒体为一些亚文化提供了组织和发展的“栖身之地”。但某些消极亚文化借此隐蔽扩张，滋生和宣扬畸形的价值观，危害群体成员的身心健康，动摇社会价值根基，具有一定的社会风险。亚文化群体成员往往容易被社群共同的情感认同所绑架，在“流量至上”的市场逻辑和平台规则下，朴素的情感诉求容易被资本挟持用于牟利，甚至诱发非理性的群体行为，扰乱社会秩序。同时，一些平台不惜包庇消极亚文化现象及相关有害内容以赚取“灰色流量”，从而增大了相关部门治理难度。
进一步而言，在以用户关系连接为核心的新媒体平台上，传播的个人化和社会化特征明显，但也容易导致传播的圈层化、社群化。在目前主要的网络舆论场域中，依托算法的信息分发和社会网络建构方式让用户更多地接触到跟自己观点和态度接近的信息，用户越来越难以接受其他不同观点，长期被算法塑造、牵制的价值观一旦定型便很难改变。此外，新媒体环境下公众意见的呈现和聚合机制受平台规则及其对信息流的规制影响较大，这就导致舆论的形成和发展容易受到平台商业利益的操控。由私人部门来裁决、量定公共事件中的话语权，必然会面临个体利益和公众利益失衡的问题。
网络化凸显的用户导向不足
党的十九大报告在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方面提出，明确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升治理能力的一个重要举措就是转变政府角色，动员更多的社会主体参与对公共事务的管理。新媒体的信息和互动功能使其具备了媒体和社会网络的技术特征，并彰显多主体影响社会治理的过程。
目前大部分政府机构对新媒体的利用主要体现在内部的信息沟通和对外的信息公开。通过内部的机构重组和资源整合，在集约化的生产模式下及时掌握、发布行业或地域内的重要政治和民生新闻，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信息疏漏、口径不统一、资源浪费等现象。一些地区借助短视频、网络直播等新兴方式，创新宣传策略和手段，以一种更贴近群众喜好的方式传播新闻和信息，提升了主流声音的传播力和政务信息的透明度。
然而，在获取社情民意方面，一些由政府部门或主流媒体搭建的新媒体平台上，虽然设置了“爆料”“信箱”等功能供民众发声，但后续反馈仍有欠缺。这种现象在资源相对匮乏的基层表现得更为显著，基层网络政务服务在功能定位上呈现出明显的“重宣传而轻服务”问题，服务能力有限，意见反馈渠道不够畅通。新媒体在公共对话上的功能优势未能得到充分利用和体现，政务服务平台未能真正嵌入当地居民的社会网络和行为习惯中。
资源化警示的数据安全风险
数据安全和网络安全是新媒体嵌入社会特别是数据资源化给主权国家带来的治理难题。网络空间的主权化倾向明显，地缘政治色彩加重，国家网络安全已经成为全球互联网治理的基本议题。
从政治层面看，数据是未来国际政治竞争的关键资源。社交媒体可能在人工智能加持下成为霸权的“武器”，通过算法推荐向全世界全方位、全时空、全天候地传递符合其价值标准、意识形态、外交政策、商业理念和社会文化的信息，此举实质上是以数据操纵、改变人们的思想。
从经济层面看，数据流动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已经超过传统的跨国贸易和投资，支撑了包括商品、服务、资本、人才等几乎所有类型的全球化活动，深入全球供应链的方方面面。国家和地区之间的数据依赖越来越强。一些国家以数据安全和公民个人隐私安全政策为由，对涉及国家关键基础设施、关键技术和公民敏感信息的海外产业进行带有意识形态的制裁，甚至将其作为国际政治博弈的工具。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使得数据与实体经济的各个领域融合渗透，模糊了依托泛在连接技术构建的网络空间的边界。这一特性带来了网络形态的持续快速变动，加大了网络威胁向社会各领域蔓延的不可预测性。
在数据成为重要战略资源的当下，如何科学合理地将数据主权与安全纳入国家核心利益的范畴，确保数据资源的完整性、保密性和可用性，衡量好国家安全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是后疫情时期新媒体管理与互联网治理的焦点。
作者： 谢新洲 石林 (谢新洲系北京大学新媒体研究院院长；石林系北京大学新媒体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来源：《中国网信》2022年第1期
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作者：黄百炼（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国家教育行政学院教授）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这个“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既有本质要求的中国特色又有实践路径的中国特色，体现出“全面性”“均衡性”和“共享性”的鲜明特质，是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牢牢把握的重点所在。其“全面性”表现在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要实现“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统筹推进、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全面推进等方面。其“均衡性”体现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的协调发展，城乡之间、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之间的均衡发展，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存在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得到有效解决，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等方面。其“共享性”体现在全体人民要走向更加扎实的共同富裕道路，同在蓝天下共同享受现代化建设的成果；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在社会主义法治下平等充分地享有法律赋予的公民权利；坚持共建共享，合作共赢，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方面。 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关系到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质量，关系到人民性能否得到充分的体现。因此，必须在坚持中国式现代化本质要求的基础上深刻把握其鲜明特质。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万山磅礴，必有主峰。”党的领导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重要宣示，凸显了“党的领导是党和国家事业不断发展的‘定海神针’”，为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坚强的组织保障。 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新发展理念是一个系统的理论体系，回答了关于发展的目的、动力、方式、路径等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阐明了我们党关于发展的政治立场、价值导向、发展模式、发展道路等重大政治问题，全党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新发展理念是一个整体，无论是中央层面还是部门层面，无论是省级层面还是省以下各级层面，在贯彻落实中都要完整把握、准确理解、全面落实，把新发展理念贯彻落实到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全过程和各领域。我们要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组织领导优势，不断提高党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的能力和定力，牢牢把握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主动权。 用高质量发展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物质基础。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没有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就不可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国式现代化所有问题的解决还是要依靠发展，不仅要有质的稳步提升还要有量的合理增长。我们要紧紧扭住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牢牢坚持供给侧改革的战略方向，用好改革开放这个关键一招，激活高质量发展的存量，扩大高质量发展的增量，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在社会主义物质基础不断雄厚的积累中，为充分体现中国式现代化“全面”“均衡”“共享”的鲜明特质创造更加充分的物质条件。 更加重视人的素质的培养和提高。人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具有关键性的作用，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的前提是人的全面发展，而人的全面发展又是走共同富裕道路的重要条件。马克思主义政党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彻底解放全人类为己任，把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我们要以更大的力度，更有效的举措，在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致力于实现人的现代化。党的二十大报告以专章论述“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强化现代化建设人才支撑”，这表明我们党更加重视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的极端重要性。要坚定不移推进教育优先发展战略，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教育，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大力促进教育公平和教育均衡发展，不断缩小群体性的能力差距，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目标的实现。 积极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努力营造有利于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思想文化氛围。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要充分体现“全面性”“均衡性”和“共享性”的鲜明特质，还需要人的思想观念发生深刻变革。要通过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唱响主旋律，打好主动仗，塑造主流舆论新格局。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铸魂育人，融入社会发展和日常生活。通过高效的宣传思想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在全社会形成劳动致富、创造致富、勤劳致富、依法致富的良好氛围，坚决反对“等靠要”、绝对平均主义、投机取巧、坐享其成、一夜暴富等错误思想观念，严厉打击相关的违法犯罪行为，巩固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文化基础。 紧扣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实际，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当代中国正在经历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矛盾风险挑战之多、治国理政考验之大都前所未有，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刻变化前所未有，提出了大量亟待回答的理论和实践课题。”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有大量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需要解决。我们要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下，立足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坚持与时俱进，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回答好诸如如何促进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如何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如何加快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如何通过收入分配方式的改革既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又保持经济发展活力；如何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同时，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如何大力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一系列重大课题，找到破解难题的具体路径。同时，要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及时发现新问题、研究新情况、提出新思路，不断防范化解来自各方面的风险挑战，切实增强历史主动性。 牢记“三个务必”，始终保持勇毅前行的奋斗姿态。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了“三个务必”的重要论断，这是对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广大党员应该具备的精神状态和奋斗姿态提出的期望和要求。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做到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政治立场，才能牢牢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目标实现的正确方向。始终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发扬我们党一以贯之的优良作风，保持战略清醒，才能以伟大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始终敢于斗争、善于斗争，运用我们党百年奋斗取得成功的历史经验，增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志气、骨气、底气，不信邪、不怕鬼、不怕压，知难而进、迎难而上，统筹发展和安全，全力战胜前进道路上各种困难和挑战，才能依靠顽强斗争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迎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 《光明日报》（ 2022年12月28日 06版）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阅读剩余全文（）  视觉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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