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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不走亲戚喝不喝酒？ 重塑春节文化的年轻人******

　　走不走亲戚喝不喝酒？

　　重塑春节文化的年轻人

　　“谁喝得多谁机会就多，这完全没道理。”19岁的李园洁与父亲因喝酒发生分歧后，将自己的经历发在网上，得到众多网友支持。

　　每年过年前，24岁的张一嘉都要为“走亲戚”感到压力巨大。“妥协吧，我难受；不妥协吧，每年都吵架。”

　　“这是第一次不在自己家里过年，想到爸妈在家里冷冷清清，心里非常不好受。”春节刚过，李悦颖打算跟丈夫沟通，争取明年各自回家过年。

　　酒桌文化会被90后、00后转变画风吗？遭遇亲戚“经典三连问”怎么办？独生子女夫妻回谁家过年？在人们为久违的团聚欢欣雀跃时，新思维、新观念与传统习俗文化的碰撞，也在假期浮出水面。

　　不喜欢酒桌文化，希望喝酒点到为止

　　“如果有聚会，我只是喝一些低度数的鸡尾酒。”平日里，张铭可以说是滴酒不沾。

　　今年春节，张铭和家人聚餐时喝了半瓶白酒，“长辈和同辈的兄弟们都在喝，不好意思拒绝。”按照老家规矩，他需要先给长辈们挨个敬酒，再和几位堂兄弟喝，一圈下来就感觉脑袋晕乎乎的。

　　这顿饭局从中午12点持续到下午2点多。“社恐”的他时不时回答着亲戚朋友的询问：“在北京工作怎么样啊”“有没有谈对象”“打算什么时候结婚”……结束后，张铭足足睡了3个小时。

　　张铭不太喜欢春节酒桌“礼仪”，但是又想着“一年见面次数不多”“饭局里都是自己人，就算喝多了也不会怎么样”，还是选择遵循。“我和朋友喝酒就没有这么多礼数和规矩，想喝就喝，不想喝就不喝。”张铭说。

　　一次与亲戚聚会时，李园洁的父亲说：“长大了要懂一些人情世故，不喝酒就是不给别人面子，连朋友都交不到。”李园洁则认为：“我知道中国有流传已久的酒文化，但这并不等于酒桌文化这种‘糟粕’。”

　　春节期间，李园洁也会与朋友“小酌一杯”，但是大家都点到为止，绝不会强迫对方。她说：“我把自己的想法发在网上，有很多人支持，所以我更有勇气坚持自己。”

　　2018年，李翔到北京上大学，爷爷和他约定，等他留在北京工作，会带上奶奶一起来京旅游，还要一起喝一口地道的二锅头。

　　大年二十九，李翔从北京回到了老家湖南长沙。一下飞机，他就和父母一起，把准备好的年夜饭，附上一瓶从北京带来的二锅头，一并送到爷爷奶奶家门口。他们在给年夜饭外包装做消杀之后，没等老人开门便转身离开。

　　前不久，奶奶主动提出，今年全家不再一起吃年夜饭了。2022年7月，李翔的爷爷体检查出了癌症，他选择保守治疗，遵医嘱不再抽烟喝酒。在新冠病毒感染高峰中，两位老人严格在家自我隔离，并没有感染。但风险还在，春节并不是相聚的好时机。

　　自称“还算争气”的李翔，毕业后进入北京的一家国企。因为疫情，2022年，爷爷奶奶没能来北京旅游；如今回家了，他也没能和爷爷奶奶见面。

　　“我知道，就算我给爷爷带了二锅头，他也不会喝的。但带来这瓶酒，意味着我完成了与他的约定，意味着我们能够团聚。”和爷爷的约定，李翔始终记得。

　　经历了疫情煎熬，才明白亲情是多么重要

　　大年初二，汉宇在社交网络账号上分享了一条名为《不走亲戚的90后春节vlog》的短视频，记录宅家过年的日常：打扫卫生、喝咖啡、吃甜甜圈、追剧、安装烤箱……

　　可是，没有走亲访友的热闹场面。“聚在一起就是互相比较谁家孩子工作好、收入高，我只能默默听着或者放空自己。年轻人还可能各自玩手机。”

　　近两年，“断亲”这个词逐渐被年轻人所熟悉。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胡小武曾对此下定义：“断亲”主要表现为懒于、疏于、不屑同二代以内亲戚互动和交往的现象。

　　张一嘉也因为“走亲戚”和爸妈发生矛盾。张一嘉一直认为姥姥重男轻女：“小时候过年去姥姥家，姥姥都会挑刺，这个做得不好，那个说得不对，结论都是我没有表哥好。后来长大点了，我就找各种理由不去姥姥家。”

　　“但是，每次提到‘去不去姥姥家’，我妈都会当着我的面哭，骂我不孝顺，甚至好几天都不理我。”张一嘉说。

　　上大学那年冬天，张一嘉的姥爷去世了，但她有很重要的考试，没有赶回去参加葬礼。那年除夕，为了让妈妈开心，也为了弥补自己的愧疚，她在饭桌上主动提出去姥姥家。张一嘉的妈妈激动地在饭桌上流下了眼泪。

　　张一嘉说自己并不是完全不走亲戚，自己平时与堂哥堂姐接触比较多，关系也很好。但是，她拒绝用血缘和亲情来“绑架”人。

　　大年三十，受到冷空气影响，内蒙古呼伦贝尔最低气温降至-43℃。上午11点，23岁的王浩在寒风中寻找出租车。父母已经先行赶到老人家中，就剩他成了十几斤重年货的搬运工。

　　“家里的老人走了一趟‘鬼门关’，必须好好陪陪他们。”王浩96岁高龄的姥姥刚刚经历了一场生死考验。在北京学习医学专业的王浩，听说姥姥“阳了”，已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幸运的是，由于入院及时，家人照顾周到，老人逐渐恢复了健康。

　　等待了半个小时，王浩终于坐上了出租车。尽管身上穿着加厚羽绒服，抗风牛仔裤外面还套着一件大棉裤，帽子、手套、围巾全副武装，他还是抵挡不住寒冷，刘海和睫毛因结冰而变得花白。不过，“只要团聚，路上的一切都是值得的”。

　　“在父母的时间表里，一切都已经算好”

　　除夕，邓斯尹与一位叔伯产生剧烈争执。这位长辈说：“现在男生都喜欢独生女或者家里两个女儿的，你这种有弟弟的最不好，还不快点结婚，免得男朋友跑了。”

　　邓斯尹急忙反驳，但最终她没有说服任何人，反而被批评不尊重长辈。

　　王晶晶是独生女，今年26岁，研究生毕业后留在北京工作。春节期间，父母为她安排了线下相亲。相亲过程中，两个人面面相觑，被王晶晶形容为“脚趾抠地般的尴尬”。

　　长假期间，王晶晶在家庭群里转载了一则视频，内容是一位专家告诫父母应该多多理解子女，时代不同了，女性不结婚也完全可以自己独立生活。王晶晶的妈妈回复：“这些专家简直误人子弟。”

　　在王晶晶眼里，老一辈结婚是因为要互相扶持帮衬家里，如果自己将来决定结婚，那一定是因为两个人在一起比一个人要快乐。

　　李悦颖新婚不到半年，丈夫是自己的县城老乡。春节前半个月，李悦颖提前请假回家，老公则留在西安上班。小年夜，李悦颖收到了公婆发来的消息，希望她能过去住。那天，李悦颖在公婆家吃完晚饭，还是回到自己家中。她认为，无论结婚与否，自己家永远是自己家，老公的家是老公的家。

　　除夕，当地有“嫁出去的女儿不能待在父母家”的习俗，她不得不在公婆家吃团圆饭。“来来往往的亲戚都不认识，还被一个劲地催着生娃，感觉很不受尊重。”

　　家在东北的杨天，今年选择和丈夫各自回家过年。这个决定并不符合当地传统习俗。但是，杨天与丈夫常年在外工作，只有春节假期才能见到家人，比起遵循旧习，她更想好好陪陪父母。

　　起初，丈夫也觉得结婚第一年没把媳妇领回家“有点没面子”，但杨天反问：“为什么是我跟你去你家过年，不是你跟我去我家过年？”丈夫便不再多言。面对亲友的疑问，杨天统一回应：“我们走在时尚前端。”

　　“你看你姥姥生病了，我和你舅舅还可以去照顾。所以你不能不要孩子，以后生病了就没人管你……”春节期间，读大三的范子菁几乎每天都会听到这样的话。按照父母的理想规划：先考上研究生，读研时就要谈恋爱，争取毕业后把工作和对象都稳定下来，到时候父母即将退休，还有时间帮忙照顾孩子。

　　“在我父母的时间表里，一切都已经算好。”范子菁的妈妈经常在手机里刷相亲群的消息。“一看到我同学有对象了，她准在第一时间告诉我。”

　　前几年的春节餐桌上，梁晓叶是最风光的人，因为她是全苗寨第一个女大学生。“扶贫先扶智”，这些年村里人重视子女教育。2017年，她顺利考入省城长沙的大学。

　　“当年有多风光，现在就有多‘落魄’。”毕业后，梁晓叶成为长沙一家公立幼儿园的教师。然而，亲戚们的话题从学业转向了婚恋：“同龄姐妹孩子都上幼儿园了，稍差一点的婚礼档期也排到后年了，你怎么还是找不到男朋友？”

　　“没结婚，人生就不圆满！”梁晓叶有一个30多岁还没结婚的堂姐，被全家人当成反面教材。她却不这么想：“堂姐是大学老师，有房有车，很圆满啊！”

　　梁晓叶并非“独身主义”，她想等到30岁再结婚。她发现，稍年长的、拥有一定资源积累的家长，能够给孩子提供更好的成长环境，“而我现在自己都养不活”。

　　“这个报道千万不能让老家亲戚看到，不然他们会说我带‘坏’其他人！”梁晓叶最担心的，还是亲戚们对她这个未婚青年的审视。

　　(应受访者要求，李园洁、张一嘉、王晶晶、李悦颖、张铭系化名)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刘胤衡 裴思童 王军利 谭思静 来源：中国青年报

让我们的报道“以生命的名义”命名******

　　章新新

　　5月12日之后，参与后方报道组策划。

　　5月27日——6月9日，赴四川灾区参与前方报道组工作。

　　5月29日，陪同郭招金社长进入封城后的北川县城采访。

　　6月8日，赴都江堰、幸福村、都江堰殡仪馆采访。

　　山谷中，湔江蜿蜒，曾经秀丽。但今天这座小城，有一半被埋进山体滑坡的土层，另一半像被抛向空中摔在地上，支离破碎。汶川大地震发生之后，我社记者一次又一次地走进已是一片废墟的北川县城。

　　如果不置身北川县城，我想我们将无法真切地认识这次特大地震所带来的深重灾难，也无法感受到我们的记者是冒着怎么样的危险、承受着什么样的心理压力进入采访现场工作的。

　　从映秀镇、汉旺镇，到红白镇、洛水镇，从通向汶川的“死亡之谷”，到走向北川的泥泞山路，我社记者用心和泪水、用笔和镜头记录了在巨大灾变中——中国人民的精神状态和中国社会的深刻变迁。

　　一、“以生命的名义”，作出历史命名。

　　如果说生与死是人类必须直面的终极问题，那么每个民族都无法回避思考生与死。从这个角度看，关于汶川大地震的新闻报道并不是一般意义的突发事件报道。灾变、生死、侠义、英雄，一直以来就是信息传播的“母题”。“母题”是英文motif的音译，由西方民俗学者首创的术语。1932年，美国民间文艺学家汤普森(Stith Thompson)提出，民间故事最小的叙事单元是“母题”。“母题”同时也是建构信息传播、新闻构成的基本元素，它会在大众传播乃至文化传统中不断重复出现，其实质是形塑人类生命共同体(氏族、民族、国家乃至整个人类)的集体意识。在这次灾变的新闻报道中，“生死”的“母题”得到了极大的释放。

　　对外新闻报道，被认为是跨文化的信息传播活动。它不得不面对东西方不同社会制度的意识形态分野。媒介、媒介传播，本身乃是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的活动。中国新闻机构的对外新闻报道工作，是我们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决定了它的政治方向和政治立场，且规定了不能因为它的传播受众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生活的受众人群，就改变它的舆论导向。同时，这也确定了它必须以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文化传统中生活的受众人群作为始终服务的对象，从而服务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也服务于人类不同文明间的共同进步。也因此，克服意识形态的阻碍是对外新闻报道必须跨越的难题。而对外新闻报道得以延续且信息传播范围不断扩大的原因，主要在于：经济全球化下，各国社会间信息需求的不断增长；交换信息成为各文明间相互交汇交流的必然要求；即使不同的意识形态，也有“交往对话”的驱动力量，也有“互识互通”的共同基础。

　　汶川大地震的对外新闻报道，反应之迅速、数量之庞大、不间断持续时间之长，在新中国传播史上都是破天荒的。在抗震救灾报道中，我社创造了一项又一项的历史纪录。但汶川大地震对外新闻报道的特殊意义，主要是：(一)“人民高于一切”、“生命高于一切”，成为报道的核心内容。对个体生命的施救，对个体生命的自救，对个体生命的尊重，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强调。(二)被报道的主角是施救者、自救者、被救者，涵盖社会各个群体、各个阶层。英文中的hero，有“英雄”和“主角”的双重含义。让人民——包括施救者、自救者、被救者的个体生命——同时成为报道中的“英雄”，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凸显。(三)作为社会主义的价值建构，人道主义精神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广泛传播。人性的光辉，生命的尊严，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彰显。(四)社会主义国家的媒体，从立足点到观察视角，在本质上讲都是把人的生命作为最高价值的。这样的本质意义，在报道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体认。

　　汶川大地震，空前放大了人类生命在重大自然灾害面前的无助与脆弱，但也空前放大了人类生命中“守望相助、心手相连”的伟大情感。与之相关的对外新闻报道，得以跨过藩篱，正因为它建构在人类生命的共同情感之中，以人类社会广泛认同的价值观为基础，把对生命的尊重作为最重要的价值判断，空前放大了人性之美的审美体验。

　　从很大程度上说，这次大地震的对外新闻报道，是“以生命的名义”命名的。人类生命宛若风中之苇，极其柔弱却也极其坚韧。它之所以坚韧不拔，因为它有生命间的互助互爱，也因为它有生命间的包容共通。社会主义中国的对外新闻事业，也必将从这样的路径出发，为人类社会不同文化、不同文明、不同意识形态间的共同进步作出贡献。

　　二、形塑生命信念，把握报道主线。

　　一切为了人民、一切服务于人民，是我们党的根本政治立场。对公民生命的尊重，对个体生命的尊重，是这次抗震救灾对外新闻报道工作的起点和归宿。

　　汶川大地震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同情和普遍关注。8.0级地震，突如其来，震级高、烈度大。一瞬之间，痛失8万同胞生命！重灾区范围超过10万平方公里，累计受灾人数4500万人。地震发生在群山深壑之中，余震不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严重次生地质灾害频频发生，抗震救灾工作异常复杂、极端艰难。另一方面，与32年前唐山地震时不同，如今的中国是世界第四大经济体。它处理国内事务的方式方法，已经具有广泛的国际影响。“一个大国的真正特征是，世界其它国家非常关注这个国家境内发生的事件。按此标准衡量，中国已经是一个超级大国。”英国《金融时报》5月15日发表评论说：“大国的力量受到尊重，它们的思想激励着和影响着其它国家。这就是为什么美国新奥尔良遭受飓风袭击全世界都感到震惊，中国四川地震立即成为当前焦点的原因。”

　　针对国际社会和全球华人的高度关切，我社的报道特别强调：(一)及时、准确、客观地报道灾情。在灾变报道中，公共沟通应当秉持三项基本原则，即：“公布真相、及时公布、首先公布”。我们的报道力求做到“首先公布”，如实报道灾情，真实反映抗震救灾工作中大量存在的实际困难。(二)持续报道党和政府“只要有一线希望、只要有一点生还可能，就要作出百倍努力”的重大宣示，生动报道党和政府领导人在抗震救灾最危急的时刻奔赴灾区指挥救人指导救灾，全面报道政府抗震救灾工作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和抗震救灾工作取得的阶段性成果。(三)通过故事、细节和生者逝者的话语，着力表现中国人民与命运抗争的精神品格——挺立不屈的坚韧、临危不惧的勇敢、心心相系的大爱和空前无比的团结。(四)突出报道政府主动向国际社会通报灾情，积极欢迎国际救助的开放姿态，充分报道境外救援队、医疗队服务灾区人民的感人事迹，追踪报道港澳台同胞和海外华侨华人捐赠物资在灾区的发放情况。(五)深入报道港澳台同胞和海外华侨华人对祖国家乡灾区人民的骨肉深情。(六)重视解疑释惑。

　　在梳理这次抗震救灾报道时，我们应当看到我社的报道，无论是坚持正确导向、追求导向实现，还是强调报道的针对性、实效性，其立足点都在于对生命尊重的价值判断上。因为正是在这个价值判断上，集中反映了在巨大灾变中——中国人民的精神状态和中国社会的深刻变迁。事实上，“生命至上”已经上升为公民、国家和民族的共同信念。我社的抗震救灾报道也正是以此作为报道的主线贯穿始终。很显然，我们无法选择灾难，但我们可以选择迥异于过往的方式面对灾难。

　　三、高擎生命之帜，形成报道合力。

　　我社这次重大灾难事件的报道与以前报道所不同的是，前方记者的迅速集结，和后方记者、编辑，乃至全社各部门各分社的报道动员，都是在极短的时间里完成的。尤其重要的是，前方后方、各部门各分社在很短的时间里形成了报道的合力。这得力于前后方报道组、各部门各分社领导的有力指挥，但也可以说，这主要有赖于“生命至上”的共同信念所形成的巨大感召力。这次抗震救灾报道，佳作涌现。前方记者发出了一篇篇的独家新闻，写出了一篇篇的感人报道。后方记者也同样日夜兼程，汇集信息，梳理思绪，发出了一篇篇的深度分析，写出了一篇篇的独到评论。这得力于我社记者群体的专业素养，但也可以说，这主要有赖于“生命至上”的共同信念所焕发的强大精神动力。前方记者冒着生命危险一次又一次地穿越“死亡之谷”，拍摄了大量的珍贵图像。后方记者克服各种采访困难，连续作战。这得力于我社记者“特别能战斗”团队精神的长期培养，但也可以说，这主要有赖于“生命至上”的共同信念给予我们每一个人的精神洗礼。“生命至上”犹如一次又一次吹响的集结号，它一次再一次地感召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

　　四、围绕尊重生命，加强议程设置。

　　5月12日、13日，我社领导层连续做出重要决策：(一)当天派出记者增援四川分社，此后不断加派记者，先后共派出93名记者、编辑和行政后勤人员赶赴四川、陕西、甘肃灾区，极大地增强了现场新闻采集能力，也完成了我社历史上为报道单一突发事件在新闻现场投放人员最多的一次大集结。(二)迅速成立以总编辑为指挥的报道领导组，成立以重庆分社社长为领导的前方报道组，实现垂直化领导，社长、总编辑、副总编辑先后奔赴四川灾区，靠前指挥，调动指挥全社力量投入抗震救灾报道。(三)12日当天晚上，决定开设“汶川大地震滚动报道”栏目。13日，全天不间断播发电讯通稿404条，创中新社有史以来之最。报道数量的迅速增长，地震信息的极大丰富，对拉动抗震救灾的前期报道极端重要。与此同时，总社成立后方报道组，加强议程设置，强化信息梳理，围绕尊重生命的价值判断进行选题策划。在震后第三天，推出第一组特别策划报道《黄金七十二小时》系列。随后，一组组的系列评论、特别策划报道不断推出，不仅使报道形成声势，且让整体报道具有更广阔的观察视野、更厚实的历史深度和更具象的细微体验。

　　五、守望生命烛光，凝聚华人力量。

　　在当代信息传播中，信息流动是双向的，信息受众是信息流动的重要参与者。由此，注重信息传播的交互性，将会改变对外新闻报道的现有模式。为增强对外新闻报道实效，创新内容形式，这次抗震救灾报道工作中，我社高度重视信息传播交互式服务，第一时间紧急与海外华文媒体负责人磋商，迅速转发海外华文媒体积极评价我国抗震救灾的社评社论，及时提供“四川大地震”专版，加班加点制作400多个报纸版面。“守望生命，心手相连”，凝聚全球华人共识，汇集全球华人力量。我社领导层及时做出决策，在13日即向港澳台和海外华文媒体同业发出倡议，携手4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200多家海外华文媒体，共同开展“炎黄儿女情系四川地震灾区”活动，得到热烈响应，多家海外华文报纸立即在显著版位刊出倡议书。

　　六、呵护生命尊严，完善“把关”制度。

　　“把关”(gatekeeping)的概念，被认为来源于英文中的“守门人”(gatekeeper)一词。最早把它借用过来的是社会心理学家莱文(Kurt Lewin)，他在1947年一篇题为《群体生活的渠道》的论文中提出这一概念。在信息传播活动中，记者、编辑和签稿人就是信息加工的“把关人”。在这次抗震救灾报道工作中，进一步凸显“把关”制度的重要性。(一)总编室多次发出抗震救灾报道提示，强调把握好报道尺度，注意可能出现的偏差。(二)注意核对新闻事实，努力确保报道的真实性。由于发稿量大，现场采访条件艰苦，前方记者身心疲惫，报道工作中难免会出现新闻事实差错。这需要编辑和签稿人稳妥处置，细心校正。(三)坚守客观报道的立场。现场目睹灾区人民巨大伤亡，前方记者感同身受，心力交瘁，报道工作中很容易产生“感染式移情”，从而影响到在新闻判断上的冷静客观。(四)呵护生命尊严，“有节制”地进行灾变报道，努力实现对公众舆论的理性引导。“毫无节制”的灾变报道，往往会形成“滥情报道”，甚至把“灾变新闻”变成“消费灾变”。因此有必要把尊重生命的价值判断贯穿于“把关”制度中。

　　七、关切生命意义，切实改进报道。

　　李安江、郭晋嘉、杜远所采写的通讯《那一夜，我们没有采访》，是我社这次抗震救灾报道中的名篇佳作。在关切生命的意义上，我们的记者做出了“超出常规”的抉择，把抢救生命放到了第一位。因此，不能简单地说，“记者是历史舞台最前排的观众”。在抗震救灾波澜壮阔的“拯救生命大行动”中，我们不再是“观众”。但是在新闻操作层面上回归“观察者”的角色考察这次报道工作，有非常多的经验值得总结。地震发生后前三、四天，由于通讯不畅，前方报道受阻。尽管前方记者和总社技术部付出了极大的努力，但在一段时间里，海事卫星没有及时到位，前方报道时继时断。这其中既有单纯的技术装备的因素，也有各个方面的经验不足。我们需要不断完善突发事件应急机制，把技术后勤保障放在突出位置。

　　今年以来，重大突发事件频发。从初春的雨雪冰冻灾害，“三•一四”拉萨打砸抢烧事件，到山东火车翻车事故，奥运圣火全球传递受到各种政治势力干扰，直至“五•一二”汶川大地震发生。对这些事件报道工作的得与失，一直在警醒着我们：要更加主动地服务海外受众，更加充分地认识改进对外报道工作的紧迫性，更加努力地提高对外报道工作的实效性。而仍在进行中的抗震救灾报道，不仅为我们切实改进报道工作提供了鲜活的经验，也从另一个侧面预示着尊重生命的价值判断将最终改变我们的生活。关注生命生存的状态，关切生命的本质意义，不止于突发事件的报道，它将在今后所有的报道领域、所有的报道题材中呈现出非同以往的张力。用胡锦涛总书记讲的话说，就是“坚持以人为本是做好新闻宣传工作的根本要求”。

　　“生命至上”的伟大信念，是汶川大地震惠及我们每一个人的最为珍贵的“精神遗产”。“以生命的名义”，是对一次特大灾难报道的历史命名，但同时它也将成为我们生活的召唤。

　　(历史资料)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