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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飞”后的贵州习酒距离上市还有几个路口******
2022年，贵州习酒“单飞”这一事件备受业界瞩目。12月29日，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贵州习酒发生多起工商信息变更，公司名称由贵州茅台酒厂(集团)习酒有限责任公司变更为贵州习酒股份有限公司，市场类型由有限责任公司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随着更名完成，持续了近半年的贵州习酒“单飞”在2022年末告一段落。与此同时，业内有关贵州习酒上市的讨论声渐响。脱离茅台后，贵州习酒上市将不再涉及同业竞争，贵州习酒距离敲钟上市或许更进一步。
贵州习酒“单飞”
近日，贵州习酒发生多起工商信息变更，贵州习酒企业名称卸下“茅台”二字，一时间，贵州习酒挥手告别茅台走向“单飞”路再次成为业界焦点。
北京商报记者梳理了解到，贵州习酒“单飞”持续了近半年时间。6月10日，贵州习酒退出茅台集团财务公司。随后，7月12日，茅台发布公告称将划转所持贵州习酒股权至贵州省国资委。同期，张德芹调任贵州习酒任党委书记、董事长。7月15日，注册资本37.5亿元的贵州习酒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习酒集团”)成立。7月29日，茅台完成划转贵州习酒股权至贵州省国资委。仅在20天后，贵州习酒股权再次发生变更，贵州省黔晟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习酒集团加入股东行列。时隔4个月，贵州习酒发生多起工商信息变更，其中，贵州习酒由贵州茅台酒厂(集团)习酒有限责任公司更名为贵州习酒股份有限公司。此外，贵州习酒市场主体类型由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国有控股)。随着名称变更完成，贵州习酒脱离茅台事件暂告一段落。
关于完成名称变更等多起工商信息变化，北京商报记者向贵州习酒发送采访提纲，但截至发稿，对方尚未予以回应。
广科咨询首席策略师沈萌指出，变更主体类型是为了打破原有类型对贵州习酒独立发展的限制，股份有限公司可以实现更灵活的股权机制。不过，虽然独立上市是贵州习酒长期发展的目标，但不是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就一定是为了上市，况且以当前贵州习酒的业务规模也不足以支撑一家大型上市公司。
谁是酱酒第二股
业界将贵州习酒的变化与上市挂钩并非强行“组CP”，实际上，贵州习酒曾多次喊出上市口号。
据了解，早在2012年，时任贵州习酒董事长的张德芹就曾公开表示“习酒一定要上市”。而在2021年2月，习水县代表团曾在遵义市第五届人大五次会议时表示，会全力支持和推动贵州习酒上市。此外，2014年、2017年、2019年，贵州习酒都曾宣布将实现上市目标。不过，以如今既定事实来看，贵州习酒多次上市计划均以失败告终。
如今，贵州习酒已成为股份有限公司，在业绩层面，曾倚靠茅台这棵“大树”的贵州习酒也在业界站稳了脚跟。12月26日，贵州习酒发布一则《致经销商朋友的一封信》中指出，贵州习酒已实现含税销售收入超200亿元。值得一提的是，2022年，贵州习酒的营收目标是177亿元，如今，贵州习酒已经超额完成目标。
值得注意的是，脱离茅台后，贵州习酒不再存在同业竞争问题。贵州习酒上市路上的最大障碍已扫清。不过，由于股东变更，贵州习酒在三年内无法IPO，尽管上市障碍已经扫清，但依旧无法排上日程。此外，随着酱酒市场的快速发展，酱酒行业内，郎酒、国台酒业都是贵州习酒的有力竞争对手，届时酱酒第二股花落谁家仍不能下定论。
打破酱酒格局
对于贵州习酒而言，“单飞”意味着有了独立上市的资格。而对于酱酒行业而言，贵州习酒的“单飞”则意味着酱酒格局将要被打破。
离开茅台后，贵州习酒从茅台旗下产品成为市场中的独立品牌，在酱酒市场的发展空间也将更大。从产品价格带看，贵州习酒产品主打中端市场，品牌主力产品价格带分布在300-800元内。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在贵州习酒京东自营旗舰店中，多款习酒产品有超50万条评价，销量十分可观。当贵州习酒独自进入酱酒市场中，中端价格带将迎来强势劲敌。
值得一提的是，在产能方面，贵州习酒也有着诸多优势。据了解，目前贵州习酒正在推进扩产技改，“十四五”技改(第一期)1.8万吨新产能及配套项目正在建设中。按照规划，到2026年习酒产能将达10万吨。
有品牌、有产能，贵州习酒这个“新”加入到酱酒行业的品牌或将成为行业内多个品牌的竞争对手。
沈萌指出，茅台是最知名的酱酒，但酱酒不只有茅台一个品牌。贵州习酒独立发展是从品牌角度的考虑，而无论是之前同属一家，还是之后各自发展，都只会让酱酒行业更具活力。
北京酒类流通行业协会秘书长程万松指出，贵州习酒的拆分独立，对酱酒品类的健康发展有利，丰富了优质酱酒的产品种类。此外，还对贵州酒业结构优化有一定的推动作用，将带动贵州白酒形成了规模梯次增长的产业结构。
北京商报记者 刘一博 王傲/文 贾丛丛/漫画
·专家观点 ·
北京酒类流通行业协会秘书长程万松：
“单飞”后贵州习酒的变与不变
贵州习酒建厂70年以来，企业发展的基因比较稳定。从茅台中拆分独立出来，从市场端来看，影响不大，因为贵州习酒长期坚持与茅台保持“跟随不模仿”的策略，从产品定位到营销策略，都有自己独立的一套打法，而且市场也印证了这是一套成功的打法。
影响比较大的方面是股权结构和企业管理层面，在资本市场化、管理市场化等方面，贵州习酒有了更大的自主权。
·记者手记 ·
上市不会是任何一家企业的终点
持续近半年的贵州习酒“单飞”暂时落下帷幕，当贵州习酒卸下“茅台”这一前缀，虽然拥有了上市资格，但也失去了知名靠山。
对于贵州习酒而言，未来不仅要面临交易所响起的钟声，还要面临产品结构优化、消费客群细分、品牌锻造等诸多问题，可谓任重而道远。
东西问·中外对话 | 对于中国，“气候经济学之父”这样赞“碳”******
对于中国，“气候经济学之父”这样赞“碳”
刘亮
当前，全球极端天气现象频发，IPCC(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最新报告显示采取气候行动刻不容缓；新冠疫情冲击更加大了中低收入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难度。面对日趋紧迫的气候变化问题，全球气候治理如何破局？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如何增信释疑，更好地携手合作？为什么说“双碳目标”的提出进一步彰显了全球气候治理领域的中国担当？
中新社“东西问·中外对话”近日邀请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格兰瑟姆气候变化与环境研究所所长尼古拉斯·斯特恩勋爵(Lord Nicholas Stern)与中新社记者刘亮就全球气候治理相关话题展开对话。
图为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格兰瑟姆气候变化与环境研究所所长尼古拉斯·斯特恩勋爵(Lord Nicholas Stern)。本人供图尼古拉斯·斯特恩是“从经济学角度看气候变化”的第一人，被誉为“气候经济学之父”。
斯特恩指出，新冠疫情大流行表明，每个国家都面临着传染病、生物多样性丧失和气候变化等全球性威胁，每个国家都应该认识到人类所面临的风险。为更好应对气候变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需要加大合作和行动力度。同时，发达国家要尽快兑现其在气候资金上的承诺。
谈及近年来中国的气候治理行动，斯特恩认为，中国在持续加大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力度。“双碳”目标的提出则让中国迎来进一步展现气候治理担当的好时机。
对话实录摘编如下：
刘亮：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是全球气候治理的重要基石。在您看来，各缔约方在气候治理问题上遵循这一原则的重要性何在？
斯特恩：针对“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原则，1992年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明确指出，发达国家应该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发挥领导作用。因为自工业革命以来，它们对很大一部分的温室气体累积排放负有历史责任，并且也有资金可用于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我们应该意识到，要实现净零排放并防止全球进一步变暖，所有国家——无论富裕还是贫穷，都需要采取强有力的行动。
需要注意的是，所有国家都将从可持续、有包容性和有弹性的经济转型过程中受益。尽管在最初的框架中，绿色发展被视为一种成本更昂贵的发展模式，但如今，情况已明显有所改善。
刘亮：气候资金是国际应对气候变化的“硬骨头”。此前，发达国家承诺到2020年每年向发展中国家提供1000亿美元的气候资金。但目前距第一笔气候资金仍有较大缺口。您如何看待这一情况？如何更好地完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气候资金供资机制？
斯特恩：富裕国家未能履行到2020年对发展中国家的财政支持增加到1000亿美元的集体承诺，这是一种背信行为，应尽快纠正。加拿大和德国政府在COP26(《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简称COP)之前制定的交付计划表明，1000亿美元的目标应在2022年或2023年实现。但同样重要的是，较富裕国家当下应与较贫穷国家合作，大幅提升可持续发展领域的投资水平。要做到这点，各方需要更进一步关注融资的组成结构，为投资创造环境，这些将有助于推动发达国家在未来几年更好地兑现其承诺。
刘亮：《巴黎协定》要求建立国家自定贡献(INDC)机制。但目前弥合INDC与温控目标之间的差距仍是谈判的难点。INDC会否动摇UNFCCC“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基石？在您看来，如何更好地弥合二者间的差距？
斯特恩：《巴黎协定》承诺，所有国家共同将全球气温上升幅度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努力将升温控制在1.5摄氏度以内，并在本世纪下半叶实现全球净零排放。同时，科学研究也表明，将温控目标控制在1.5摄氏度以内对气候问题很关键。但目前的“国家自主贡献”与这些目标并不一致，所有国家需要共同努力，进一步彰显承诺的雄心。
刘亮：从《京都议定书》到《巴黎协定》，全球气候治理问题取得里程碑式的突破。在此过程中，中国也发挥了重要推动作用。在您看来，中国过去和现在在气候治理问题上的表现有何不同？这种身份的转变意味着什么？
斯特恩：中国在持续加大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力度，尤其在过去几年，中国作出不少承诺。如承诺在2060年之前实现碳中和，并停止为其他国家的燃煤发电站提供资金等。与此同时，中国的作为对其他发展中国家起到的榜样作用也至关重要。
当前，中国迎来了进一步展现自己气候治理担当的好时机。如果中国能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这将使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目标变得更容易，也将给中国和世界都带来好处。
刘亮：随着中国“双碳”目标的提出，外界有声音担心地方为了降能耗采取限产等激进措施，进而影响经济稳定增长。对此您如何看？
斯特恩：“双碳”目标的提出有助于中国实现可持续、包容性和弹性的经济增长。
低碳发展和经济发展并不矛盾。追求低碳目标可以以更强、更好的方式推动经济发展。然而，向零碳和气候适应型经济的转型确实需要妥善的管理，确保在转型过程中，要较为公平地处理富人和穷人之间，消费者、企业和政府之间的关系。例如，高碳企业的工人需要接受再培训，并重新分配到新的机构或单位工作等。
能源转型可以推动经济发展和增长，并提供新的发展机遇和就业机会。同时，清洁技术的投资和零碳转型的加速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机遇，将进一步提高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竞争力。
刘亮：目前距《巴黎协定》的签署已过去5年。面对疫情的暴发，您对气候变化问题是否有不同的看法？后疫情时代，气候治理有哪些问题值得关注？
斯特恩：在过去六年中，气候变化的影响越来越大，并日益影响我们的周遭环境。
我认为，许多国家现在可以看到更可持续、更具包容性和弹性的经济发展和增长模式的吸引力。这场疫情大流行表明，每个国家都面临着传染病、生物多样性丧失和气候变化等全球性威胁。每个国家都应该认识到我们所面临的风险，以及为了走上更可持续的经济发展道路，我们迫切需要扩大相关领域的投资规模。
从投资角度上看，目前，疫后经济复苏的投资是我们实现可持续、有韧性和包容性增长需要的投资方向。
刘亮：去年，COP26已在英国格拉斯哥落下帷幕。您如何评价此次大会取得的进展？这对今年的COP27大会又意味着什么？
斯特恩：COP26取得了许多重大进展，包括中美两国就气候行动合作发表联合声明等。
但我们也知道，提交给COP26的经修订的国家自主贡献与《巴黎协定》的目标仍有差距，富裕国家也未能兑现到2020年每年筹集1000亿美元支持发展中国家气候行动的承诺。
COP26取得的进展应促使各国在2022年底前提交更强有力的减排承诺，并共同制定一项新的气候融资计划，为未来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的资金支持。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阅读剩余全文（）  视觉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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